赫茨尔在写《犹太国》(Der Judenstaat)时,几乎处于一种近乎狂热和焦虑的精神状态。据他自己的日记记载,他在巴黎的旅馆里疯狂地书写,脑海中不断回响着德雷福斯受审时巴黎街头的咆哮声。他甚至对朋友说,自己写这本书时“听到了翅膀拍击的声音”——他意识到自己正在揭开一个新历史时代的序幕。
《犹太国》之所以具有“划时代”的意义,是因为赫茨尔在书中做出了几个极其超前且务实的颠覆性论断:
1. 从“宗教悲情”转向“政治现实”
在赫茨尔之前,犹太人对复国的理解大多停留在宗教层面,认为是弥赛亚(救世主)降临后的神迹,或者是像东欧“锡安之爱”运动那样,去巴勒斯坦零星地买几块地、办几个农场(赫茨尔轻蔑地称这种做法为“偷渡式移民”)。
赫茨尔一针见血地指出:犹太人问题不是宗教问题,也不是社会问题,而是一个国际政治问题。 必须通过大国的外交承认、合法的国际法保障,光明正大、成建制地去建立一个主权国家。
2. 现代企业式的国家构建方案
作为一个受过严谨法律训练的记者和知识分子,赫茨尔在书中展现了惊人的实干家天赋。他不仅提出了口号,甚至在书里详细规划了建国的步骤:
“犹太人协会”(The Society of Jews): 负责充当科学和政治代表,进行国际外交谈判。
“犹太公司”(The Jewish Company): 负责充当经济实体,清算移民们在欧洲的资产,并在新土地上投资基建和工业。
他连工人们的“八小时工作制”、国家的旗帜设计(白底配七颗金星,代表劳动的荣誉)都规划好了。
3. 残酷而精准的预言
赫茨尔在书中对欧洲的前景做出了极其悲观但也极其精准的预言。他警告欧洲的犹太同胞:反犹主义不会消失,反而会随着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而愈演愈烈。即使在和平时期,犹太人通过努力获得了财富和地位,也只会招致更深的嫉妒和更大的灾难。
“我们无论在哪里真诚地试图融入周围的社群,保留我们祖先的信仰,我们都会受到排挤……我们是外人。”
不幸的是,当时西欧许多养尊处优的犹太富商和精英(例如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某些成员,以及德国、奥地利的同化派犹太人)嘲笑赫茨尔是个“疯子”、“空想家”,认为他是在破坏犹太人好不容易争取到的欧洲公民权。历史最终以最残酷的方式证明了赫茨尔的远见——四十年后,纳粹大屠杀爆发,那些未能离开欧洲的犹太人遭遇了灭顶之灾。
《犹太国》出版后的第二年(1897年),赫茨尔在瑞士巴塞尔召开了第一届世界锡安主义大会。他在当晚的日记中写下了那句著名的话:
“如果在巴塞尔我要用一句话来总结这次大会——我不敢公开说这句话——那会是:在巴塞尔,我创立了犹太国。如果我今天大声说出来,全人类都会嘲笑我。但也许在五年后,最迟在五十年后,每个人都会看到这个国家的诞生。”
1948年5月,以色列国正式宣布独立。距离赫茨尔写下这段日记,刚好过去了51年。他的雕像和遗骨,至今仍耸立在耶路撒冷的赫茨尔山上,注视着这个由他的一支笔和一腔刺激所催生出的国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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